先解釋“古籍”的“籍”?！凹痹谶@里就是書，“古籍”是古書的雅稱。什么樣的東西才算書，殷商時龜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辭，并未構成書。商周時青銅器上的銘文即所謂“金文”是王公貴族們對鑄器緣起的記述，盡管有時為了夸耀自己的功勛，文字很長，但其性質仍和后世紀功頌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書。

時代久遠，傳世孤罕的書籍，自然珍貴。甚至雖有明顯的文字訛脫，反被視為珍貴版本，這在古今中外都有實例可舉。本來“珍”并不等于“善”，罕見的東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誰也不會把珍貴的東西視若糞土。這就在實際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認為，從廣義的角度說，凡是有利于國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應視為珍本；珍本與善本的核心價值都是文獻價值，文物價值為基礎，文物價值主要是在確定古籍的真贗、年代、版本的基礎上得出的，藝術價值對于古籍來說是形式。文物價值、文獻價值與藝術價值都高的古籍，無疑是善本；有時候，對于某種價值特別突出的古籍，也應視為善本。

春秋末戰(zhàn)國時編定撰寫的經、傳、說、記、諸子書等是古籍的上限。下限則一般劃到清代末年（這和史的分期有所不同），廣義的下限是：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內容或形式上沿襲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爐灶，例如舊體詩文集、對古籍所作的舊式校注之類，一般仍可以劃入古籍范圍。

到了隋唐，受科舉制度的影響，傳鈔寫本書極盛，官家對圖書的整理達到高峰；雕版印刷術也應時而生，中國圖書事業(yè)邁向全新的局面。

然而,水火之事,防不勝防。如唐初大圖書散佚事件，就是隋代在洛陽的藏書副本多達8萬卷,李世民蕩平王世充時,只剩下8000余卷了,下令由宋尊貴將所獲圖書,晝夜用船載監(jiān)運至長安,可惜運書之船在“西致京師,經砥柱舟覆,盡亡其書?！?[12]

兩宋是中國圖書業(yè)發(fā)展的重要時期，編書、刻書、藏書風氣大盛，官府、私家、坊間三方面編印書籍并行。

明、清兩代，朝廷則以雄厚的財力、物力與人力，主導編書事業(yè)，二十世紀初，西方印刷術傳入，中國圖書事業(yè)遂邁向另一全新階段。